行为人通过欺骗手段获取被害人处分财物的工具或者信息后，在被害人无处分财物的意愿且不知情的情况下，转移和占有被害人数额较大以上财物的，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2016年6月，被告人周某良在中国人寿保险某公司工作期间，给被害人李某香（时年67岁）办理了国寿鑫福一生两全保险（分红型），每年交纳保险费15000元，交纳期限10年。同年8月31日，周某良同中国人寿保险某公司解约。2021年2月7日，周某良经商急需用钱，便到李某香家中，谎称李某香的保单中有分红1万余元，将分红取出再存入账户进行滚动后的保费无需继续交纳。骗取李某香信任后，周某良利用手机以李某香的保险合同办理抵押贷款44103.94元，贷款发放至李某香银行卡中,后周某良用李某香的手机注册手机银行、下载注册支付宝捆绑银行卡 ,让李某香配合进行“刷脸”认证，通过支付宝将44000元转入周某良个人支付宝账户。周某良将此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及商业投资。2022年5月28日，李某香到保险公司查询保险单情况时得知其保单被周某良用于抵押贷款，遂报案。

　　吉林省靖宇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周某良犯诈骗罪，向靖宇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靖宇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4日以（2023）吉0622刑初4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某良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一审宣判后，周某良不服，提出上诉。吉林省白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6日以（2023）吉06刑终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周某良蒙骗他人办理网贷，将所贷款项秘密转移占有的行为如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盗窃罪。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本案中，被害人李某香虽基于错误认识将手机交于周某良，并配合刷脸、提供身份证用于贷款，但李某香主观上系相信周某良可从保单中提出1万元红利，用于支付后续保费，李某香并无处分个人财产的意愿，亦无此意思表示。李某香年近七旬，对智能手机使用不熟悉，对于自己的保单被抵押贷款一事直至一年后才获悉。周某良实际是利用了被害人的信任和知识盲区，在李某香不知情的情况下为其办理网贷。特别是，网贷成功后，周某良自行操作李某香的手机，将所贷款项送李某香的支付宝账户转移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实现对款项的非法占有，故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公诉机关指控周某良犯诈骗罪罪名不当。

　　出于泄愤等动机偷拿姻亲财物构成盗窃罪的，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依据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并非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结合具体案情，必要时也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两个量刑幅度判处刑罚。

　　被告人史某宾于2019年结婚，后到其岳父丁某华经营的玻璃纤维制品厂上班，并在该厂办公楼二楼居住。2021年9月，因夫妻感情出现裂痕 ,史某宾离开该厂。不久后，史某宾的妻子向其提出离婚，史某宾因此对丁家人心生不满。同年10月14日18时许，史某宾来到该厂办公楼二楼卧室，将柜子中的4个铂金坩埚装入编织袋，以废旧铁棒头、电极掩盖在坩埚上带出工厂，后存放于其家中。同月16日，丁某华发现坩埚丢失，经查看监控怀疑系史某宾所为，遂打电话让史某宾来厂解决。史某宾将坩埚转移，到厂后拒不承认盗窃坩埚的事实，丁某华遂报警。史某宾被带至公安机关后，经其妻弟劝说，承认盗窃事实，并告知坩埚的藏匿地点 ,让其妻弟将坩埚取回。同月21日，丁某华出具谅解书，请求对史某宾从宽处罚。经鉴定，案涉铂金坩埚价值人民币101.17万元（币种下同),案涉废旧铁棒头、电极价值105元。

　　河北省雄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30日作出（2022）冀0638刑初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史某宾犯盗窃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史某宾提出上诉，请求进一步从轻处罚。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9日作出（2022）冀96刑终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1日作出刑事裁定，不核准并撤销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2）冀96刑终42号刑事裁定，发回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

　　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冀96刑终10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史某宾犯盗窃罪，在法定刑以下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4日作出刑事裁定，核准河北雄安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3）冀96刑终101号刑事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3〕8号，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一千元至三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本案中，被告人史某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窃取的方法盗窃价值过百万的坩埚，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构成盗窃罪并无异议，论罪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进行妥当量刑。

　　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解释》第八条规定：“偷拿家庭成员或者近亲

　　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可以不认为是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本案中，被告人史某宾没有法定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论罪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量刑，但结合本案的特殊情况，如此量刑明显有违罪责刑相适应相适应原则。鉴于本案起因于婚姻感情纠纷，史某宾与被害人系姻亲关系，案发后不久返还被盗物品，认罪认罚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参照《解释》第八条的规定 ,应当从宽处罚，即依法对史某宾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此外，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并未限制只能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结合具体案情，必要时也可以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两个量刑幅度判处刑罚。本案中，被害人系被告人史某宾的岳父，属关系密切的姻亲，对史某宾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仍属畸重 ,故对其在下两个量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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